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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、大司馬之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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裴該想命虞喜修訂歷法,虞喜卻以此事並非行臺所可擅為來推拒,對此,裴該笑笑說:“行臺自無修歷之權,但國家並不禁私人制歷啊。倘若卿能修訂舊歷,甚至於更制新歷,於關中指導農時,試之可用,我自然會奏明天子,用卿之歷。”頓了一頓,又說:“況且我晉肇基之時,並未明改正朔……”

所謂“正朔”就是“正統”的意思,用以彰顯本王朝受命於天,根據儒家的研究——其實是附會——自古以來,改朝換代都要改正朔,換言之,就是重訂歷法。

據說,夏朝用夏歷,建寅——也就是說以一月為正月,作為一年的開端;商朝用殷歷,建醜——以十二月作為歲首;周朝用周歷,建子——以十一月作為歲首。

其實改朝換代就要改正朔,這估計是戰國時代陰陽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論,被儒家吸納後所得出的結果,所以第一個正式因此理論而改正朔的,實為秦朝。秦用顓頊歷,建亥,即以十月作為歲首,名為端月(避始皇帝政諱)。

西楚項羽沒搞過類似花樣——或者搞了,但其事未傳於世——一直到漢朝統一天下之後,方才根據儒生們所請,明改正朔,重新建寅,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。只是高祖劉邦和跟著他打天下的多為粗人,儒生初亦不得重用,更沒有合適的天文歷法人才,所以仍舊沿用的秦代的顓頊歷。

相關理論,儒生們也是逐漸完善的,逮董仲舒終於基本圓滿,因此西漢到武帝太初年間,才新制《太初歷》,頒行天下。其後的改朝換代,就該王莽登場了,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,身邊兒又有一個學究天人的國師劉歆劉子駿,當然要把這禪讓之事徹底做足了。因此王莽代漢後就“改正朔、易服色、變犧牲、殊徽幟、異器制,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……”仿效商朝,建醜——至於有沒有新制歷法,史無所載。

根據董仲舒的說法,古來正朔分黑、白、赤三統,於歷則對應建寅、建醜和建子——秦朝建亥,完全是瞎搞,所以才國祚不長。只是不用一月當歲首,怎麽著也感覺怪怪的,是以中國自東漢覆辟以降,大多數時間還是用的建寅——歷代歷法,直到今天的農歷,也才會被統稱為“夏歷”。

故此曹魏簒漢後,仍然沿用東漢《四分歷》和建寅,未改正朔。

直到魏明帝曹叡登基後,小年輕突然間又想起此事來了,於是在與群臣反覆磋商過後,便即放棄《四分歷》,正式頒行《景初歷》——主要是《四分歷》運行一百多年以後,偏差越來越大,已經影響到了農時——並且改用建醜,也即以十一月為正月。

還是那話,不以一月為歲首,實在麻煩,所以沒過幾年,便又改回了建寅。然而經過這麽一番折騰,學者們紛紛起而修改舊說,比如王肅就主張夏、殷、周三代互改正朔,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,且夏代以前——包括傳說中的炎黃啊、顓頊啊、堯舜啊之類——全是用的建寅。於是傾向於王學的司馬家在篡魏以後,就並未更改正朔。

因而裴該今日欲命虞喜制歷,隨口就說了:“我晉肇基之時,並未明改正朔。”本來不過拿改正朔之說來給自己編造理由罷了,然而說者無意,聽者有心……

虞喜是聰明人,聰明人就難免腦補。在他想來,原來大司馬是這個意思……晉朝肇建,未改正朔,所以才跟秦朝似的,多災多難,還差點兒就斷了根兒,可見正朔當改。再往深裏琢磨,所謂改正朔乃權宜之計,最正統的還應該建寅雲雲,這是王肅的主張,而聽說大司馬在關中重用董景道,比較傾向於鄭學……他這是打算通過改正朔來徹底打垮王學嗎?

以裴大司馬如今的權柄,他一旦站出來說王肅所言不對,咱們就應當改正朔,相信多半朝臣是不會站出來堅決表示反對的——尤其是國家幾至傾覆,倘若把這責任推到已死的王肅身上,是他妄揣經典之故,而不是先君失德、群臣無謀,那多簡單方便、喜聞樂見啊——則我新制的歷法不就能夠頒行天下了麽?“歲差”之說就不再是我一個人的秘藏,而將成為學者們的通論啊!

想到這裏,當即俯首,說:“倘若關中實無可修歷法之人,喜願領受大司馬之命。”

裴該終於說服了虞喜,不禁大感欣慰。

其實他倒並不在乎改不改正朔,正月是哪一月,至於是否新制歷法,也在兩可之間——終究《景初歷》用了還不到一百年,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,估計起碼還能再順利運行個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——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見到一名科學家,又怎麽甘心放他野生,而不一把逮住,支持、資助甚至於指引其研究啊?

然而晉朝對於天文歷法的研究,職在太史,隸屬於九卿之一的太常,關中行臺卻沒有相對應的機構,也不方便新造一個機構來負責修歷。於是裴該便命郭璞行文長史裴嶷,打算暫時把虞喜安插在民部之下,給他調撥資金、安排助手,鉆研天象和歷法。

這純屬一拍腦袋,臨時想出來的主意,裴嶷倒是不打磕巴,當即通過了。不過在裴嶷、裴粹,甚至於荀崧等人看來,大司馬竟然想要更改歷法……則其心不問可知也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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荀崧忙著準備貓兒和楊清的婚事,而裴該也於不久後果然下令,以此前悍拒沁水斷後之功,晉升楊清為上尉,命其接替陳安,為樞部掾郭默之副。荀崧還覺得不夠,乃通過朝中舊吏請尚書制詔,拜楊清為揚威將軍。

眼看婚期將屆,突然間劉隗跑到長安來了。

劉大連原本計劃先去洛陽的,可是再一琢磨,王敦手裏捏著司馬睿的召兵之令,以及罷免自己和刁協職司的書狀,所行堂皇正大,估計這狀未必能夠告得贏……尤其他過江後先逃去開陽,依附徐州刺史卞壸,卞望之分析過後,也覺得就目前狀況而言,這口苦水你只有自家生咽了……

於是劉隗即請卞壸派人護送,把自己一路送到了長安,好來向裴該哭訴。

裴該聽說劉隗到了,當即召見,然後也不顧劉大連跪在面前哭天抹淚,他就先斥責道:“大連,汝等行事,太過操切,豈有手無尺兵,而欲奪人僮客之理啊?今日之禍,實屬咎由自取!”

劉隗急忙辯解道:“大司馬在長安,於江左政事未必熟悉。今豪門日益坐大,丹陽大王政令幾乎難出建康王府。且北僑南貉,肆意奪占田土,逼良為奴,建康幾無可用之兵,府庫亦空可羅雀,實在到了不下猛藥,則痼疾難瘳的地步了!

“當此之際,晚一日釋僮,則江左之病愈重一分,唯恐將來朝廷底定北疆之後,難以於江南施政,國家名雖全而實兩分……是故吾等乃甘冒風險,施此善政,以為朝廷收攏民心,整理田地、戶口,安收賦稅。倘若今日不為此事,或許將來大司馬只有發兵渡江,始可收取江南了!”

裴該聽劉大連所言,也有一定道理。江南如何,他原本是不太關註的,只要你們別來扯我後腿就成,等我平定羯賊,一統中原之後,自可騰出手來,處理江南的問題。但如劉隗所言,如人染沈屙,其勢日益兇險,就怕熬不到自己這慢郎中趕到府上,便要咽氣……難道自己將來只能如其所言,調兵渡江南下,殺得人頭滾滾,才能解決問題麽?終究都是同胞,又怎麽忍心下此狠手哪?

略一沈吟,就聽劉隗又說:“刁玄亮確乎操切,乃奏請於六州之內,遍行釋僮之政,是我好不容易才將他勸阻住了。原希望先於丹陽國內施此善政,比及一年,可釋僮客、奴婢數萬之眾,於其中選兵,五六千卒須臾可得。

“且丹陽國內,豪族並不多,也就紀(瞻)、薛(兼)等三五家罷了,名望雖尊,武力不盛;其它王、周等南渡僑人於國中所置產業,於其亦不過杯水車薪而已。更加丹陽大王坐鎮建康,則於國內釋僮,阻力或許不大……

“乃自丹陽始,先釋僮而得兵,並增賦稅,則於明歲可望推行至吳郡、吳興國等處。如此徐徐進取,有望成功……誰想政令尚未下於吳興,而周、沈竟悍然掀起反旗……”

裴該輕輕搖頭:“卿等既然殺雞,則猴豈有不駭之理啊?”頓了一頓,又說:“且我以為,此必王處仲惡卿等執建康之政久矣,乃趁此機會,命沈充煽動周劄,為其兵入建康創造機會!”

劉隗垂涕道:“我近日反覆籌思,亦已明此……誰能想到王處仲如此狂悖,竟敢出兵要挾丹陽大王!”

裴該苦笑道:“卿等竟不識人間險惡,而仍以為王處仲是茂弘一般溫厚之人麽?且即王茂弘,卿等既然損其家利益,哪怕只占其產業的十之一二,彼也絕不肯與卿等善罷甘休!卿等誤矣,本當敷衍、羈縻王茂弘等,而先下令釋南人之僮客,則所受阻力必小,即便周、沈驟起叛心,王處仲未必能為其奧援……”

劉隗無言可對,只是叩首道:“大司馬所言是也,我等行事確乎不謹,乃至於連累了丹陽大王,且愧對於大司馬所托……唯望大司馬懲處王處仲,解丹陽大王之危厄,澄清江南之政。”

裴該搖搖頭:“大連,卿亦當知,此非其時也。國家方用兵於北,哪有餘暇去膺懲瑯琊王氏?且此番王處仲有丹陽王調兵之令,堂皇正大,即便朝廷也無從責難……”眼瞧劉隗眼淚鼻涕一大把,怪可憐的,便又婉言勸慰道:“不過,卿且放心,只待平滅羯賊,朝廷自會梳理江南之政,異日必為卿與刁玄亮平反。”

劉隗連聲道謝。裴該就問了:“則卿今後,有何打算哪?”

劉隗道:“本欲前往洛陽,向朝廷申訴,但正如大司馬所言,非其時也。我只能暫且棲身長安,留此殘身,以待將來為刁玄亮覆仇……還望大司馬垂憐、收錄。”

其實裴該原本對劉隗並沒有太好的印象,因為在歷史上,司馬睿父子本有振作之志,惜乎識人不明,先用刁、劉,後用庾亮,兩次想搞中央集權都失敗了,導致東晉就此徹底淪落為主弱臣強、世家用政的局面,直到劉寄奴跳出來殺得人頭滾滾……他此前支持劉隗,其實主要目的是為了削弱瑯琊王氏的權柄,最好江左政權兩派內鬥不休,那就不會再來掣肘自己於北方行事了。

所以對於劉隗,純是利用。但今日聽對方所言,倒還並非刁協那般志大才疏,卻又剛愎躁進之徒,胸中頗有丘壑。實話說這次失敗,純粹是被刁協扯了後腿,再加上王氏實力甚雄,憑幾個書生之力,確實難以撼動啊。

既然如此,則劉隗貌似還算有用——起碼有過執政地方的經驗,比自己從關西新召上來一些無名士人要強得多了。於是好言撫慰,即將劉隗留在身邊,並且嘗試如裴嶷所言,創建類似門下省一般的行臺機構。

當然啦,其名既不能叫門下,其署也不能叫臺或者省。按照舊例,諸公及開府位從公且加兵者,其幕下置長史一人、司馬一人,從事中郎二人,主簿、記事督各一人……乃以主簿方門下侍郎,以記事督方秘書監,但使兩者合並辦公,後者主政令的草擬、宣出,前者則主上下政、奏的審核。

此乃後話,暫且不提,且說裴該在收錄劉隗之時,還安慰他說:“王處仲自以為朝廷無暇南顧,彼乃可肆意妄為,我卻絕不能如其所願……”

因為在得知事變之初,裴該便諷洛陽朝廷,下詔建康,給這件事定了性,說周、沈謀叛,罪不可赦,要王敦務必將周劄、沈充明正典刑,傳首洛陽。

詔命下到建康的時候,事變已經基本上結束了。王敦既入建康,除去了刁、劉,便命錢鳳前往叛軍之中,寬赦周、沈,命其退兵。本來事情可以完美收尾,孰料朝廷竟要周劄、沈充的腦袋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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